“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科学地分析时局，对中国革命规律充分认识基础上作出的科学预见，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憧憬、这种目标，激励着无数登上井冈山的革命英雄，透过历史的迷雾和现实的风云变幻，对中国革命目标了然于心，并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使他们在以后历经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够理想不灭、信仰不倒，并中国人民终实现建立新中国 的伟大宏图。
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以后，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披荆斩棘，不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但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革命活动总是不断遭到国民党和地方地主武装的进攻和“围剿”，频繁的战斗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井冈山的斗争遇到了困难。在革命处于低潮或者革命失利的情况下，我们的革命者难免对当初的理想信念产生疑惑和动摇，这种危险的思想冲击着我们的党和军队。同时，党和军队内各种“左”的和右的思想时而出现，“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右倾悲观主义思想严重，走州过府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思想也很厉害。在井冈山斗争历史上， 前后出现了四次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质疑。因此，对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的回答，深刻反映了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
次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是在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刚刚来到井冈山的时候。当时正是秋收起义吃了败仗，加上一路上敌人的“追剿”，部队损失严重，把部队带到农村，这时革命队伍中的不少人不习惯，很多官兵并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样下去中国的革命是没有出路的，对创建根据地的意义和重要性认识不足，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中去，而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建立红色政权的工作，加上战斗频繁，伤亡较大，补给困难，物质条件艰苦，于是他们悲观了，没有信心了。“红旗还能打下去吗?” 成为当时部队普遍的疑问。很多官兵乘机走的走，跑的跑，溜的溜， 不是普通的士兵开跑，就连当时的一些指挥官对革命也失去信心，离队思想与日俱增，不少人动摇徘徊，甚至不辞而别。比如，在宁冈的龙市，新兵训练处处长陈明义等人离开了队伍；在酃县的水口，师长余洒度也悄然出走，这些人后大多成了叛徒，落得可耻的下场。
第二次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是在“三月失败”后。1928年3月，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对及前委进行指责，不但撤销了党内职务, 还强行要求把部队开往湘南策应年关暴动。结果，在部队一开拔后，井冈山顿时成了空山，敌人随即血洗井冈山，宁冈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之久。“三月失败”以后，党内、军内一些人开始议论起来，“红旗虽然插上了井冈山，但是，到底能打多久呢?”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态度，信心缺乏。
这些悲观的论调和对革命前途的质疑等思想一出现，就引起了边界党组织和的重视，认为既然问题多次出现了，不是偶然的现象。认为认真对待，给予解答，否则将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发展。所以说，“当着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次代表大会）。 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为了统一全党认识，1928年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次代表大会召开。在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半年来的工作时，从分析中国革命形势人手，强调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重要意义，他说，只要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深人割据地区进行土地革命，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红旗就能打下去。1928年秋天在全军的一次讲话中，风趣地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如果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 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以利继续战斗，扩大发展，直至走向后胜利的一番话，澄清了部分同志的错误思想，了大家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认识。
第三次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是在“八月失败”之后。朱毛会师以后，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惊恐万分，派出重兵对井冈山进行残酷的“进剿”和“会剿”。1928年7月，为了破敌，、陈毅率领红二十八团、红二十九团出击茶陵和酃县，当时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红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利用红二十九团大多数战士是湖南人，思乡心切的心理，在军队里面煽风点火，鼓动官兵向湘南进发，后遭到敌人的打击，失败惨重，大伤元气，整个红二十九团几乎都解体了。赣敌获悉红军主力远在湘南，便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猛攻。边界各县相继沦陷，导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井冈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计其数。1928 年9月，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后，虽然又重新占领了许多地方，打了不少的胜仗，但是疯狂的敌人除了加紧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外，还加强了对井冈山的经济封锁。当时正是寒冬，井冈山经济困难，粮食短缺，现金没有，食盐、布匹、药材等物质也已经断，困难真是到了极度。在这样困难的日子里，一些战士开始怀疑革命的旗号还能不能再次高高举起来，并重新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不愿过艰苦的斗争生活，抱怨说:“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 “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吗？” “别说一个井冈山，就是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对此，召集部队说： “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吗，我们每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利，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要害怕多爬，更不要讨厌它，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的坚决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加上我们又有这样一位好军长（指同志），敌人的吹嘘就会变成一句反话，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
同时，为了教育党内和军内的一部分人，并从理论上澄清这部分人的混乱思想，1928年10月14日至16日，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边界党组织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届特委作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这报告中的部分。在报告中，总结了一年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国红色政权可以长期存在，并能得到发展，他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赤色政权长期的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而 “这种奇事之发生，有其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观现象伴在另外一件奇怪现象之上， 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他们中间的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 地的中国大特征，不但帝国主义没有一国有这样的现 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第二，中国小块赤色政权的发生和能够长期的存在，决然不在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如川滇黔及北方各省，而只在前年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的地方，如湘鄂赣等省。
第三，小地方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能否‘长期的存在’，则决定于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一个条件之下。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的红军之存在也是红色政权存在的条件。
第五，红色政权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要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之有力量和他的政策之不错误”。
这个报告站在整个中国革命的，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长期存在和不断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理论上驳斥了根据地内在的悲观论调，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地鼓舞了边界军民坚持红色区域斗争的信心，逐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目标。边界党的 “二大”后，井冈山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红色区域迅得以恢复，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第四次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是在1929年至1930 年春。1928年底至1929年初，湘赣两省敌军调集了 18个团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面对强敌压境，当时红军和党内少数人又有了悲观情绪，有些人主张放弃井冈山，有些人茫然无措，而且这种情绪在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依然存在。说：“在那个时候, 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1929年冬，林彪给写信，主张釆取“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因此只需“走州过府”就可以了，不必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对于前委和建立赣南闽西20余县根据地和“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疑虑重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
1930年1月5日，决定向林彪回复一封信，既帮助林彪转变思想，又借以教育全军将士。在信中，在列举林彪的种种右倾观点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提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思想，并详尽地阐明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学论断：“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中国是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后，充满诗意地写道：“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 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封信，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也进一步回答了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井冈山时期，立足于中国革命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思想，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实践，性地制定了党军队的一系列制度和纪律，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井冈山斗争时期这些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相关论述，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现成经验，党内“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又不断干扰打压，但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正是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牢牢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需要，以开阔的胸襟和眼界把握实际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以大无畏的改革精神闯出来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井冈山革命道路。
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实事求是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实际，找出中国革命过程中固有的规律性和内部联系的“态度”，还是了解中国现状和历史的重要“工作方法”。对于实事求是，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做过准确的论述：“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外、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 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个“求”就是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掌握实际情况，获得正确认识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前提， 是实事求是的一个的重要环节。
是我党善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对于调查，曾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总结说：“要了解情况， 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 “要做这件事，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调查会。” “明白：群众是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早在1927年1 月4日至2月5日，他就曾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做过为期32天的考察，并针对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农民运动权的错误观念，写了长篇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声疾呼：“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的很！”其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论断在党内引起反响。
正如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是瞎说一顿。” “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正是注重调查，使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掌握了大量的客观依据，从而能在指导边界工作中做到实事求是。
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了解边界的政治经济状况，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依据，是摆在等人面前的一项迫切的重大任务。1927年11月亲自在茅坪的坝上、洋桥湖、马沅一带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当年宁冈县委组织部长刘克犹回忆说：“1927年11月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刚刚开始诞生，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去了……这时，毛委员没有去打茶陵，在步云山附近的洋桥湖、坝上一带搞社会调查。”搞社会调查采取开座谈会后个别访问的形式。“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别人开展讨论”，然后将获得的材料整理成文，取名《宁冈调查》。1928年2月下旬，又在永新的秋溪乡一带，搞了一个《永新调查》。对在秋溪的调查，永新革命老人李步陵回忆说：“1928年2月间，从井冈山率领红军来到永新秋溪开展群众运动，帮助永新县委工作。 来到秋溪后，深人群众，访贫问苦，又和县委的同志经常研究工作，带来的红军则帮助我们群众干活。在的亲自和关怀下，秋溪、龙源口一带的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
对于的调查报告，当年的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回忆道,“他把井冈山搞得许多农村调查从秘书处拿来给我看，看过后的一些印象是有宁冈的调查、永新的调查，还有莲花的情况。这些写在商人账本‘总簿’ 账簿’上的农村调查，拥有十多本，一尺多高，是用蓝布面子装成的，记述了宁冈、永新的政治、土地、人口、社 会风俗等情况，起初是写历史，然后是写土地情况、经济情况、各个时期用的东西，如搪瓷脸盆、煤油灯一些东西，什么时候进口， 帝国主义的洋货都写上了。如此细心地从事调查，完全是为 了革命事业。部队新来乍到，一切都很生疏。风土人情、阶级状况、 政治历史，都要认真收集分析，才能得出结论，才能做出决策。由 于我不理解这些就是同志为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对这些调查材料，只当做一些故事或情况阅读，的工夫就看完了。同志见我启而不发，知道我没看懂，失望地把这些退回来的调查材料收捡起来”。
正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作为部队的立足点。他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到，“罗霄山脉分北段、中段、南段，自广东北部沿湘赣两省边界至湖北北部。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的话，可谓一言中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实在是武装割据的理想之地。先，地理条件有利，井冈山位于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 酃县之间，以宁冈为中心，周围500里，纵横80里，峭壁耸立，地势险要，高山连绵，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守难攻，是很好的军事后方根据地，有利于工农革命军的军事割据。其次，有的经济基础，边界六县盛产稻米、茶油和林木，能够为部队提供足够的给养。再次，这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各县就建立了党组织和农，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影响仍然存在，许多党员和群众转人深山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后，井冈山已有袁文才、王佐的两支农民武装。正是基于这些，说：“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井冈山斗争时期，不仅自己深人实际调查研究，而且要求红军干部、地方干部与士兵都应调查研究，并将此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在当时制定的《党代表工作大纲》分五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民众的调查。大纲明确要求党代表要实行报告制度，“注意民间调查和官兵调查”，为此专门开列了调査及报告的详细项目。
关于如何进行社会调查，还为那些做过调查工作的革命军官兵拟订了调查提纲，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群众生活状况、剥削关系、风俗习惯以及地理条件，等等。有的调查项目还具体，例如，当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人数及其比例，各阶层占有土地数目及其比例，群众斗争的情况，当地 的工价、物价，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地形特点、河流宽窄、深浅和流速、流量等。在的指导下，部队官兵逐渐学会了做社会调查工作。谭冠三在《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中 说：“毛主席很强调宣传多要做调查研究（对整个红军也是这样强调的）毛主席对工商业怎样、地主怎样、工人怎样，都要调查清楚。 还要求我们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和农民的，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工人、农民又是怎样被剥削的，以及每个村庄里的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也都要调查清楚。……我们在一个地方做了调查以后，都要上报。经过调查我们处理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就能分清敌友，团结多数。
曾志也在《回忆在井冈山的战斗生活》中讲到，“毛主席在行军路上很注意调查。收集沿途情况，这是毛主席亲自布置我做的件事。毛主席还教给我如何做调查表，其中就包括村镇名称和方位、房屋数量和结构、土地面积和肥瘦、人口数量和结构、作物种类和数量、商铺数量和经营状况、山林面积和占有情况等”。
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运动，是在“前无成法”的情况下摸索进行的。从1927年底起，秋收起义部队即与省委断交通，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但是井冈山的经济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军队建设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无不与所提倡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有莫大的关系。谭震林、何长工、谭冠三、赖毅等都曾回忆这件事情。因此，井冈山时期制定的土地革命政策、不侵犯